1. 读后感
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短时间内很难撇清关系，虽然很别扭，但是还得拉着脸合作。
新时代的竞争，和冷战差不多，甚至更严重，双方都制造假想敌，不断竞争。
提出假想敌的那些人也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多争取点资源，扩大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1.1 金融
SWIFT 系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是全球金融机构用于安全、标准化传输支付和交易指令的主力通信网络，连接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1,000家机构。它本身不持有资金或提供账户结算，而是传递促成资金流动的加密报文。
它是美元清算纽带，全球贸易超 80% 依赖美元结算。美国通过控制美元清算系统（CHIPS），对主要通过 SWIFT 传递的美元交易拥有实际上的否决权。
替代网络：为降低对西方主导系统的依赖，各国正推进如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或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等替代和互补基础设施。
俄罗斯：俄乌战争发生后，欧美迅速把俄罗斯踢出了 SWIFT，还把存在欧洲的外汇储备给冻结了。
结果跨境贸易瘫痪、外汇收入归零、货币剧烈贬值、通道成本飙升、外资加速外逃，最后可能得回到以物易物。
林振月蛾：由于 2020 年香港某法案实行后，被美国制裁。
所有银行都不敢给他开户，包括中国的银行，因为都怕被踢出 SWIFT 系统，没法处理外汇相关业务。
数字货币、去中心化这些理念上是好的，但现在看来大部分都中心化了。
因为人、物理设备是受管制的，没法脱离现实世界运行。
货币想全球化，需要有稳定的政策，还有相互制约的权力，否则很难获得信任。
1.2 网络
在 1999–2002 年间，全球 95% 以上的国际互联网带宽连接点都落在美国。
所以监听很方便，在相关核心网络节点直接通过物理手段介入，直接监听。
早期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后续建设也是围绕美国开始的星形网络。
近年来也有很多跨境光缆没有途经美国，甚至互联网大厂为了自身信誉，不断加强加密方式，避免监听。
但是美国可以通过给互联网巨头（例如：亚马逊云、谷歌云、微软云）施压，来交出相关的数据。
1.3 半导体
FDPR（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是最霸道的长臂工具。美国规定，只要全球任何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哪怕 1% 的美国软件（如 EDA 芯片设计工具）或美国设备（如应用材料、科磊的机器），美国就有权禁止该企业向特定对手（如华为）供货。
台积电（TSMC）的成功，最初正是奠定在其独创的“纯代工（Pure-play Foundry）模式”上——“不与客户竞争，对所有客户保持中立，帮所有人把生意做大”。
但是遇到地缘政治，在当前的背景下，完全没有办法真正中立。
有的是办法影响你的供应链，让你没法生产。
华为在 5G 领域或者通信领域的崛起，担心后续中国会夺取网络帝国，实现各种监听。
于是就有了孟晚舟事件，以及限制台积电给华为供货(华为贡献了台积电 15% 左右的收入)。
2. 原始笔记
由于是台湾出版的书籍，里面有些涉及国家以及领导人的内容，我给去掉了。
这个帝国并非靠传统的领土和军事力量统治，而是以维系全球经济运作的系统为立国基石，无声地影响著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美国与欧盟如何透过掌握全球资讯流与金融交易的关键环节，将经济与科技资源转化为地缘政治工具，实现对敌人与盟友的精密控制。
本书由两位身在华府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乔治城大学教授合写，靠著他们多年来在华府的观察和理解，为读者创造出一种认识美国国力的新论述。
本书为读者解析美国如何利用掌控国际金融秩序、金融交易、美元的优势、先进科技技术，从云技术、半导体，到光纤通信，
再到包括对石化和新能源的开发、最新的加密货币等，来确保自己的超级强权地位，甚至来惩罚像是北韩，伊朗和俄罗斯等敌人。
网路的世代，大家也以为最美好的蓝图是“去中心化”、“去政府化”、“自由化”。但现实与理想总有极大的差距。
本书作者告诉我们，这些新型的底层服务久而久之也会像传统的道路一样，趋向中央集权。
政府和企业的权力会交互强化，政府也比较叫得动大型的集权企业，去做政府想做的事情。
当某位总统，或是他的继任者，可能会利用你们之间的依赖关系来对付你，那么，谁还愿意将生产网络与美国经济深度整合？
美利坚帝国依然仰赖军事力量来维持地表贸易路线的畅通，派遣美国海军巡弋全球海上航线。
然而，美国的权力也随著埋藏于地下的光纤电缆，迂回渗入如网际网路和银行通汇所需的复杂金融基础设施。
路径依赖：即早期的决定（如城市选址、宪法内容的制定）如何制约了我们今天的行动。
到了 1990 年代，随著全球化全面展开，廉价的全球运输基础设施结合宽松资金和低成本通讯，澈底改变了全球经济。
李斯顿指出，这标志著“世界工作的根本性变化”
库克以“存货即罪恶”的理念闻名，在接下来数年重塑苹果的供应链，并与LG和富士康（Foxconn）等代工伙伴建立紧密合作。
富士康总部设于台湾，在中国大陆雇用约一百三十万名员工。
iPhone 背面那句著名的“由苹果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正是许多企业纷纷效仿的商业模式。
美国始终保留了一项权利──尽管在经济繁荣时期少有人留意──当某项技术中美国拥有的知识产权比例超过特定百分比时，美国便有权控制该技术。
类似“风暴酿造”的计划使国安局得以存取电信网路资讯流中的上游数据；而“棱镜”（PRISM）等计划，
则让国安局能向微软和 Google 等公司索取更具针对性且结构化的下游数据。
Google 和微软开始对自身的资料流进行加密，使美国及其他政府更难以暗中监听骨干网路。
Google 更运用 Chrome 浏览器的影响力推动其他企业加密通讯。
如今，情报收集与经济制裁已成为财政部核心使命的一部分。这一切的转变始于二○○一年九月十二日。
经过谈判，欧洲和美国最终达成协议：在增设保护措施的前提下，美国可以继续从 SWIFT 获取数据，并与欧洲各国政府共享这些资料。
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受限于严格的隐私法规而无法自行搜集数据，最终在金融情报与分析领域高度依赖美国。
随说：曲线救国
SWIFT 已从一个政治独立的组织，蜕变为美国政府无所不知的助手。
这个原本应协助银行抵御政府监管的机关，如今凭借其对国际金融交易的全面掌握，得以绘制出跨境金流的隐密版图。
一旦一家国际银行被认定为资助恐怖主义，它就无法保有代理帐户（correspondent account），也就无法为非美国客户进行美元交易。
所以大家都惧怕 OFAC，被OFAC盯上的非金融企业或个人也将面临类似的命运。
一旦被列入名单，他们同样会失去进入国际银行体系的机会。
美国在追查澳门汇业银行（Banco Delta Asia）时，意外发现“美元单边主义”的惊人效力。
该银行总部设于中国管辖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秘密为北韩政府提供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管道。
澳门汇业银行案为OFAC的后续行动奠定了行动范本。财政部的金融绘图师随即展开密集工作。
随著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制裁执行策略从“钓鱼式”的全面追查违规者，
逐渐转变为学者布莱恩．厄尔利（Bryan Early）和凯文．普雷布（Kevin Preble）所描述的“猎鲸式”行动，
即借由对大型外国银行施加巨额罚款，震慑其他所有金融机构。
对这些受到处罚的银行而言，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处罚。
在美国法院推翻这些裁决几乎毫无希望，而且还面临著可能失去美国银行营运执照以及美元清算系统使用权的风险。
甚至只要美方发出看来确实可能执行的撤销清算权限威胁，就足以让这些银行迅速陷入崩溃。
多数评论者只关注大银行支付的天价罚款，鲜少人注意到美国要求法国巴黎银行、汇丰银行等建立全面性的内部监控系统，以确保日后合规。
法国巴黎银行必须在美国设立一个 OFAC 法遵办公室，“直接受美国监管机关监督”，以确保全球营运均符合规范。
汇丰银行也必须在纽约作出相同安排，同样“在美国直接监管下”运作。
这些曾帮助客户规避美国制裁或洗钱规定的大型银行，
如今不得不自掏腰包建置并营运庞大的内部监控系统，而这些系统能为美国当局提供重要情报。
如果其他国家继续以接近的价格向伊朗提供类似产品，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就会显得徒劳无功。
随说：退回到以物易物
然而，撤销国际措施几乎是不可能的。一种基于制造恐惧、敬畏和威慑的政策，无法像水龙头一样随意开关。
当欧巴马政府官员敦促欧洲银行向伊朗提供贷款，并鼓励企业在伊朗进行投资时，他们发现几乎无人响应。
银行和企业担心美国当局可能会再次改变立场，利用OFAC模糊的裁定和规则，指控他们违反制裁并施以严厉惩罚。
随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政策稳定性？
卢提出，这种做法不仅会随时间推移削弱其效力，还可能动摇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过度扩张可能“最终导致商业活动远离美国金融体系”。
如同在其他领域，美国已成功地制定了世界运作的规则，从而重塑了整个世界。
然而，随著美国的权力愈发昭然，且愈愿意运用这种权力，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也愈发有理由去建立自己的替代性规则体系。
华为的起步极为简单，只是一家从事儿童气球和火灾警报器买卖的贸易公司。
当任正非的公司偶然涉足电话交换机业务时，他敏锐地看到了真正的机会：
要摆脱农村贫困的困境，中国必须建设现代化的电话系统，这需要完善的网络，而网络建设则离不开交换机。
华为的“规模、无处不在，以及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意味著，
问题的核心在于它的“巨大影响力及未来可能带来的风险”，而非其当前的具体行为。
英国曾向美国表示，中国的监控威胁是可控的，因为华为的技术漏洞百出，英国的情报系统已成功渗透这些系统。
然而，美国官员对此说法并不以为然。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华为可能协助中国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网路帝国，将美国推向边缘。
美国的全球金融帝国不仅是逮捕孟晚舟的理由，更是实现这一行动的手段。
若没有这个帝国的存在，汇丰等外国银行不会如此甘愿服从美国的要求。
但在这个帝国之下，银行若要生存，就必须仰赖美元清算系统。
当美国以侵犯人权为由制裁香港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这位在当时治理香港并成为反民主镇压象征的官员──时，发现她竟无法在中国的银行开设帐户。
由于美国拥有将个人、企业和机构列为制裁对象的权力，中国的银行为避免违反制裁规定，皆拒绝为她提供服务。
林郑只得以现金支薪，在其官邸──一座殖民时期遗留、配有双泳池的总督府──四处堆积著成叠的钞票。
俄罗斯企业在入侵乌克兰后，为了规避制裁，开始使用人民币而非美元进行支付与收款。
2015 年，中国建立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IPS），作为类似于 SWIFT 的国际支付系统。
尽管中国无法掌控全球经济的关键管道，它依然握有一项可供运用的武器：进入中国市场的门票。
随著数亿消费者逐步跻身全球中产阶级，各国企业无不渴望打入这片庞大市场，而制造商对工具机、原材料、石油、煤炭等各类商品的需求也依然强劲。
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这些报复工具往往具有自我设限的特性。
限制挪威鲑鱼进口，对中国本身影响不大，但只要其他国家仍在购买鲑鱼，对挪威的伤害也极为有限。
而更严厉的报复措施，则可能导致中国自身受损，甚至与目标国两败俱伤。
随说：比如铁矿石
中国想要伤害其他国家，往往必须付出自身代价；有时候即便付出了代价，中国也难以真正对其他国家造成多大的伤害。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并未掌控世界经济运行的地下机制中任何“卡脖子的地方”。
在 1990 年代末期，当网际网路和全球金融迅速崛起时，中国才刚开始重新与世界接轨，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去影响全球基础设施的演进方向。
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已是全球强权；但若论其对全球经济网络的影响力，中国充其量只是个陪跑者。
美国则凭借其“地下帝国”，将施压的沉重代价转嫁给盟友与对手。
欧盟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在贸易上依赖中国。而这些依赖并未给它带来显著的困扰。
现代德国经济的基础建立在俄罗斯能源供应之上。
冷战结束后，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不断寻求获取俄罗斯天然气的新途径，
而 Gazprom 则致力于为输气管道寻找绕过乌克兰的替代路线，
因为乌克兰试图从连接西伯利亚与西欧的管道中廉价攫取部分气源。
最后，胡克在船长迟迟未回应时替他作出了决定，通知他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船长的困境正是全球商业困境的缩影。产业界以追求效率和利润为名，耗费数十年构建国际市场，而美国政府却将这些经济网络化作枷锁与束缚。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史密斯（后来升任微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成功地将微软从一家以无视法律而臭名昭著的企业，
转型为因与政府合作而蓬勃发展的企业典范。分拆的威胁最终消逝于历史记忆之中。
如果湾统一，台积电将会面临怎样的未来？而如果全球最重要的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落入美国对手的治理之下，美国又将如何应对？
中本聪的这项发明与其说是把稻草变成黄金，不如说是把耗费的电脑算力转化成了黄金。
有些公司，如台积电，采取模糊策略，表面维持中立，实则默认强权的影响力。
其他公司，像微软，已放弃追求中立独立的野心，转而选择靠拢某一方。
中国在建立自身帝国的过程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弱点：政府难以取信于其他国家、企业和普通民众，因为它总是在有利可图时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
美国越是依赖自身的金融实力、技术控制能力，以及在全球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来施加管控，就越可能落入中国设下的陷阱。
2022年4月22日，中国政府的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召集数十家本地及国际银行，
举行了一场紧急会议，讨论若中国同样遭到国际金融体系排除，应该如何应对。
会上有人提到或许可以将其外汇储备转移至欧元和日圆，但在危机时刻，美国的盟友未必会比美国更加可靠。
中国金融领域的脆弱性，迫使它不得不顺应美国对俄制裁措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威胁道：“中国若采取任何行动支持俄罗斯侵略，必将承担相应后果。不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不会犹豫。”
随说：排除在 swift 外，外汇被冻结
除非迫不得已，中国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机构愿意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该系统以人民币为基础，但由于中国需要严格管控跨境资金流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还不是在各处都能兑换到。
对其他国家而言，将金融资产转移至一个由中国主导、与全球金融体系半脱节，还受制于政府政策朝令夕改的体系中，显然不符合常理。
美国虽然有时难以捉摸，但至少有法治作为根基。反观中国，并无足够健全的法律体制来约束政府攫取其认为必要的资源。
为实施清零政策，中国政府甚至毫不犹豫地让香港和上海这两大金融中心与世界隔绝。
随说：矮子里拔将军
历史上所有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无一例外都实行共和或民主制度，并对行政权力有所制衡，这绝非偶然。
如果缺乏这种制衡机制，政府便难以获取信任。
随著中国意识到与美国关系所蕴含的风险，它愈加努力地建立不受美国监督与控制的经济和金融网络。
然而，美国将这些自主化的努力视为谋求霸权的企图，从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双方都认为自己在面对对方时存在根本性的脆弱；在争夺经济与政治命运的过程中，一方的恐惧不断加深另一方的恐惧。
双方既无法真正理解对手的动机，也难以全面认识这个他们必须共同生存的全新而复杂的世界。
弱点可以变成优势──当你无法轻易改变立场时，你的承诺与威胁反而更具说服力。
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建立有效的核攻击防御系统反而可能是个糟糕的主意。
因为一旦开始建设防御系统，对手可能会担心你的下一步就是发动第一击，进而决定提前采取行动以免为时已晚。
这些初看令人费解的观点，最终为谢林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冷战最出人意料之处，在于两大对手始终未曾直接兵戎相见。
他将这段时期称为“长和平”（the Long Peace），并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相互独立而非相互依赖”。